火灾是一种不受时空限制、频繁发生、破坏性巨大的灾害，我国历朝历代均十分重视防火工作。中国古建筑绝大多数以木材为主要材料，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形式，所以耐火等级很低。在发生火灾时，屋顶严实紧密，内部的烟热不易散发，温度容易积聚，迅速导致“轰燃”。
古建筑的梁、柱、椽等构件，表面积大，木材的裂缝和拼接的缝隙多，再加上大多数通风条件比较好，有的建筑更是建在高山之巅，发生火灾后火势蔓延快，燃烧猛烈，极易形成立体燃烧。在古代，为了防范火灾，人们做了很大的努力，从它的建筑结构和装饰就能看出。
像屋顶的屋脊两端会有吻兽作为装饰，传说中的水系神兽有辟邪和防火的寓意。但其实吻兽位置比屋顶高，它还有避雷针的功效，而天雷是火灾的来源之一。除了防火装饰物外，古代在建筑材料以及结构上都有防火的设计，如藻井、辟火珠和传说中的五行之术“门不带勾，阁必有水”、设置防火墙等等。此外，我国古代还有很多的防火设备。
唐代开始用皮袋、溅筒灭火器灭火。《通典》载：“敌若纵火焚楼堞，以粗竹长一丈，锼去节，以生薄皮合缝为袋，贮水三四石，将筒置于袋内，急缚如溅筒”，“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，急蹙之救火”。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灭火器具不断创新。北宋仁宗时，便有了水袋、水囊、唧筒、麻搭。据公亮《武经总要前集》载：“水袋，以马、牛杂畜皮浑脱为袋，贮水三四石，以大竹一丈，去(节)缚于袋口。若火焚楼棚，则以壮士三五人持袋口，向火蹙水注之”，水囊“如囊，以猪牛胞盛水”，“唧筒，用长竹下开窍，以絮裹水杆，自窍唧水”，“麻搭，以八尺杆系散麻二斤，醮泥浆皆以蹙火”。
苏东坡先后在杭州任通判和太守时，建立了官府消防队(时称“潜火队”)，配置棚索、斧、锯、旗号、火笼、火背心等消防器材装备。明代，杭城由官府设防火铺，配置有水桶、云梯、火钩等救火器具，最早的消防器械是藤斗水枪。至清光绪前，杭州官办和民间、善堂兼办的消防，主要的灭火器是水龙(又称“水铳”、“唧筒”)。
明代皇宫消防工作由禁卫军兼管。清康熙年间，始有防范火班。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其人数不下200人。火班又称机桶处，机桶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救火器具。这种国产救火器具原置于消防队队舍，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，陈列品标牌为“水龙”。
光绪十三年(1887年)闰四月初七日，杭州织造衙署呈准朝廷，购置洋车式水龙(简称洋龙，即腕力龙，装有轮盘推动，仍用人工腕力出水，后发展至马达发动出水，称机龙)一架，雇夫役50名，救护衙署兼顾地方火灾。十九年(1893年)，杭州府署购置水龙两架、洋龙一架、雇水夫20余名、云梯、杠索、长钩、短斧、大纛旗、各小旗、灯笼等一应俱全。
据《大清会典》记载，紫禁城内曾有大缸308尊。由于历史的变迁，现还剩200余尊。在宫殿前设置的这些大缸，称之为“门海”，每尊可贮水3000多升，过去由几十个太监专门负责管理，每天派劳役从井内吊水，一担一担把缸打满。夏天要保证水质干净，没有异味；冬天除在缸口加盖之外，还在大缸外围包上一层棉絮外套，在特别严寒的季节里，要把缸架在特制的石圈上，下燃炭火，昼夜不熄，以免缸水冻结。
中国古代的这些防火设施和思想，虽然可能起不到多大的作用，却反映了古人对平安的渴求。“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”，古代每晚都有打更人存在，熟悉的声音时刻提醒着百姓，防止发生火灾。作为古建筑文化的一部分，这些防火设备已经独特的文化景观，反映了当时人们朴素的防火观念以及对平安的向往，也在提醒这我们重视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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